法家思想的奖励和惩罚的技巧

1、疲民：为民寻事，疲于奔命，使民无瑕顾及他事。

2、那么，为什么国家治理时，不能用其一者？要解释这一问题，必须用“性三品理论”。

3、强化君权

4、儒家思想向来强调个体层面的自省自制，强调社会层面的礼制规范，承认等级，但主张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统治者应实施仁政。在利益关系上，承认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，孔子就说过，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！”（孔子也如此吧），这会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挤，但同时，强调取利的伦理前提：“不义而富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显然，统治者乐见这种说法。因此，概括地讲，儒家的治国思想就是：以人们内省为主，辅以比较软的礼治。

5、其三，君主专制，法家主张君主专制，集大权于君主一身。商秧曾说，治国三要素，包括法信权，而权是君主所独断的。主张君主要对权柄进行专断，举凡立官封爵、论功行赏等等，都要掌握在君主手中。

6、人性本恶

7、在经济上，主张重农抑商、奖励耕战；

8、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，以富国强兵为己任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为“九流”之一。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，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，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。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、社会发展思想、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。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。

9、二十等爵”制反映了法家思想；“五等爵”制反映了儒家思想。

10、弱民：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，治国之道，务在弱民。

11、倡导耕战

12、儒家法家

13、当年商鞅在魏国内看不到希望，于是出走魏国，来到秦国辅佐秦孝公，积极实行变法，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，史称“商鞅变法”。

14、二，尚法明刑，主张对破坏变法的人处以重刑。

15、法家文化是先秦诸子文化中颇具影响的一个文化，代表人物有管仲、李悝、商鞅等，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。法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国，强调明刑尚法，信赏必罚。法家将法律视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强制性工具，不仅对古代中国的政治，文化和道德发展产生了约束，对现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16、辱民：使之匍匐于生计，毫无自尊自信，唆之相互检举揭发，终天生活于恐惧氛围。

17、法家认为“权制断于君则威”，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，臣下不得行使，建立起一种“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”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。

18、对象：“二十等爵”主要授予军人；“五等爵”主要授予官员。

19、核心思想主要有以下两点：

20、耕，即农耕。战，及作战。将这两项统一，既能提供国家的经济保障，有能加强国家的军事保障。农耕与战事被看做推动国家发展与前进的两个轮子。

21、答：有驭民五术：壹民、弱民、疲民，辱民，贫民。

22、假定统治者只用儒家思想治国，那么，那些上品人和偏上品的人，在肯定、鼓励、表扬、尊重之下，会变得更加“完美”。但是，把肯定、鼓励、表扬、尊重用在下品人身上，只怕会招致他们内心的嘲笑，他们的恶性要么伪装，要么毫无顾忌地表现，统治者只能感叹“秀才遇到兵”！因此，以强调内省为主的儒家方法面临无奈的境地。历史上，有一些过于仁慈的皇帝，终将权力不保。

23、并一再予以强调：“治强生于法，弱乱生于阿”韩非认为只有法治才能使官吏不敢贪赃枉法；民众依法努力可致富贵；各级官员办事就像称和量斗那样公正，这样的国家自然清明，国势强大。

24、根据性三品理论，人可按照任一对可把人群加以分类的指标对人群进行分类，如善与恶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，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，……。总之，人与人不同。

25、壹民：统一思想。

26、法家认为,“力生强,强生威,威生德,德生于力”力量决定一切,而力量来源于农耕和兵战。

27、在军事上，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，赐予商于十五邑，号为商君，史称为商鞅。

28、是驭人术吧，商鞅在其著作《商君书》中把驭人术发挥到了极致，具体有五种方法：

29、法家思想虽包含法、术、势三个方面，但法是其根本。韩非强调“一民之轨，莫如法”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“道法万能，智能多失”，因此应“以道为常，以法为本”。法家并不排斥奖励：“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情。人情者，好恶也，故赏罚可用；赏罚可用，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。”只是实践中更多地运用惩罚。概括地讲，法家的治国思想就是：以法治国。

30、法家核心思想是如果你认为人性的恶的，那也不要悲观，也不能放任不管，要设计出一系列的法律制度，来制止人性的恶。

法家思想的奖励和惩罚的技巧

31、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以法治国，法家高度重视法制，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，重视法制建设，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。

32、因此，从性三品论看来，因人有差别，儒家方法只对上品人有效，法家方法只对下品人有效，因此，必须两种方法并用，方可同时治理好两个极端的人群，而实践证明，只要两个极端的人群被治理好了，中品人就不是问题。

33、令人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帝王们用了法家思想，却只承认“儒家治国”？这也不难回答，因为儒家思想有“更好”的群众形象，特别是经过统治者的抬举，形象更加高大，用这种思想来治国，统治者不也变得高大了？除这一原因外，怕是还有个原因，就是迷信。因为秦国固然以法家思想强国并统一了六国，但成在萧何，败也在萧何啊！如果宣称法家治国，纵使不怕在百姓面前的暴君形象，也怕象秦国那样灭亡吧！

34、对于兵战，他主张采取赏厚罚重的办法，使民不得不勇战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；严刑之下,变怯为勇,殊途同归。他还提出了全国皆兵以及加强战争宣传的主张，以造成人人闻战则喜，争先恐后的局面。法家已认识到耕和战互相促进的关系,农为战作准备,战又推动农业发展。

35、所以法家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。在法家看来，好利恶害，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，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。

36、法家的核心思想是法治。法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对自然和人生的观察基础上的，特别是对人性善恶的界定上面的。也就是说，要是你认为人性是善的，那么我们就要努力为善，否则就对不起我们内心的善性。

37、但与荀子不同的是人的自私自利是无法改变的，也是不需要改变的。只是需要以法因势利导，赏罚分明。

38、壹民：统一思想，垄断意识形态，实施愚民政策。

39、法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“性恶”论。认为任何人为自已都有“皆挟自为心。人都是追逐自身利益的。都好逸恶劳。

40、秦王继承和发展了商鞅变法时期所采取的奖励军功措施，赐爵分为20等。

41、下面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儒家的主要治国思想和法家的治国思想，然后，再谈谈为什么不能二者只用其一，而必须“兼修”，当然，最后，还要谈谈为什么帝王们用了法家思想却不愿意承认。

42、弱民：国强民弱，治国之道，务在弱民。

43、反对礼制，重视法律的作用。依法治国，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。

44、商鞅，姬姓，公孙氏，卫国顿丘人。他是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，法家代表人物。

45、贫民：除却生存必须，剥夺余粮余财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只得依赖国家分给，否则便会饿死。五者若不灵，杀之。

46、反对礼制

47、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，提出了富国强兵、以法治国的思想。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，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。

48、汉武帝时期，儒学家董仲舒极力建议武帝放弃“黄老”，改由儒学治国，从此结束汉初70余年以“黄老”学说作为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，开启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长达2000多年的新治理模式。

49、主张以法治国，以法强国

50、法家重视法律的作用，提倡明确物的所有权，大家鼓励人们除暴安良，立战功，从而使一些不法分子微思极恐，促进社会的发展。

51、有趣的是，新治理模式的指导思想并非单单儒家思想，而是儒家、法家共治！后人或称为“儒法兼修”，或称为“阳儒阴法”。

52、一，发展经济，是法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。早期法家，变法图存，通过发展经济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

53、商鞅的驭民五术中包括:壹民、弱民、疲民、辱民、贫民。

54、秦朝推行的“二十等爵”制，始创于商鞅变法时为奖励军功所设立的军功爵制。

55、在政治上，他改革了秦国户籍、军功爵位、土地制度、行政区划、税收、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，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；

56、假定统治者只用法家思想治国，因严格的法治，使那些下品之人因害怕惩罚而如韩愈所说“畏威而寡罪”。但法家通常“严而少恩”，用对待坏人的眼光看待好人，而且，实践中的法家往往走过头，动则酷刑，甚至殃及无辜，惩罚范围扩大化。因而有官逼民反可能，使人民不得不反，而人民则觉得造反有理。隋炀帝是也！

57、法家的法治思想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那里，法治、术治、重势思想各有侧重：商鞅重法治，申不害重术治，慎到强调重势，韩非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
58、疲民：为民寻事，使之疲于奔命，不得消停，然后换来统治者的安稳；不停征战，更卒、正卒、戍卒，不停徭役，力役、杂役、军役，使民无暇顾及他事。

59、重视法律的作用

60、法家思想注重法律，提倡依法治国，反对儒家思想的礼。法家思想认为，贵族和权贵垄断了经济，政治的利益，侵害了农民的利益，这是不公平的现象。法家提倡土地私有，按劳分配。法家思想认为如果继续沿用腐败的礼制，这是不先进的，不公平的。

法家思想的奖励和惩罚的技巧

61、因此耕战是“治国之要”，千方百计奖励耕战,诱之以利,把民众引到耕战的轨道上来。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，减轻农业税收，对于力耕者赏以重爵；采取愚民政策,使农不得不耕,力耕得利，力耕有赏。

62、其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国。法家一向高度重视法制，提倡以“法治”代替“礼治”，把法制建设视为稳定社会动荡的统治手段。并以富国强兵为己任。

63、作用：“二十等爵”制打破了世卿世禄制，激发了军队斗志，促成秦统一；“五等爵”制壮大了司马氏力量，为晋朝建立奠定基础